基础研究作为技术发展的源头，是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关键支撑，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根基，而基础研究一般来源于两个触发点，一是自由探索，二是任务导向，目前的重中之重是必须跳出“自由探索”与“任务导向”的二元对立，构建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咬合的科研创新体系。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应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聚焦颠覆性技术突破和发展，系统谋划基础研究布局、提升服务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贡献。

高校强化基础研究，本质上是推动知识生产模式从“学科驱动”向“问题驱动”的范式革命，这需要突破“五唯”评价惯性，构建“需求牵引、交叉融通、协同驱动”的新型科研体系。

需求牵引：构建战略导向型基础研究生态系统

需求牵引机制是高校基础研究实现价值跃升的核心逻辑，其本质在于建立科学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动态适配关系，将国家战略规划、产业技术瓶颈与科学前沿问题进行系统耦合。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由此可见，面向国家战略进行各项机制体系改革是服务科技创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一是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为纲，绘制“国家需求—学科能力”动态匹配模型，以需求图谱牵引学科布局，例如可以围绕“双碳”、国家安全（芯片/种源/深地深海）、健康中国等“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重大工程，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设计”，构建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咬合的学科体系。二是建立需求导向的学科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分层分类、多元化发展的体系，健全国家急需学科引导机制，发布重点领域学科发展清单，着力发展国家急需学科及战略性学科，不断重建学科边界。例如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安全等领域建立学科集群，提前布局量子生物、智能仿生等新兴交叉方向。三是创建“问题导向型”研究架构，将抽象战略需求分解为可操作的科研单元，通过建立“需求—问题—方法”三元转换矩阵，实现科学问题的精准定位，将国家重大需求转化为具有明确科学意义的研究命题，形成可验证的基础科学问题集。同时构建“高校—企业—政府”协同创新共同体，重点突破传统产学研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困境，形成需求牵引下的知识生产闭环系统，例如，建立需求清单共享机制、破除信息孤岛，搭建联合实验室、实现设备共享与数据互通等，这种协同机制使基础研究既能顶天瞄准科学前沿，又能立地服务国家需求。

交叉融通：开创知识生产新范式

学科与知识结构演变加快，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学科交叉已从创新辅助手段升级为基础研究范式革命的核心引擎，其理论内核在于突破传统学科建制的路径依赖，构建适应复杂问题解决的新型学科体系。高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努力优化学科生态、构筑学科优势、打破学科壁垒、强化学科汇聚。推动基础研究发展，需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与基础学科形成合力，让不同的学科走到一起。一是推行“学科簇群”组织模式，打破刚性学科边界，利用制度设计促进人员、设备、数据的跨域共享，这种弹性架构可有效解决传统学科组织的功能固着问题，激活知识创造的组合式创新。二是建立学科交叉的靶向攻关机制，按照重大科学问题组建跨学科联盟，超前布局多学科交叉汇聚的学科建设新方向，由传统“树状学科结构”向“网络化知识生态”转型，构建适应交叉创新的制度体系及“纵向深化单学科理论深度、横向拓展跨学科应用维度”的“双螺旋”科研组织架构，重点推进文理、理工、医工等交叉融合的新专业。三是尝试突破传统的单一评价模式，引入新的评价体系，对科研成果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扩散效应进行量化，并延长评价周期，从而为交叉融通提供制度保障，促使科研人员持续释放交叉创新活力。

协同驱动：双轮联动的系统优化路径

高校在布局基础研究工作的进程中，需求牵引为学科交叉提供价值导向，避免融合过程中的方向失焦；交叉融通则扩展需求响应的解决方案空间，增强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在战略需求明确的领域（如芯片制造、生物安全），应优先采用需求牵引主导模式；在前沿探索领域（如量子信息、类脑智能），则侧重学科交叉驱动的自由探索。这种差异化配置策略可以实现服务国家需求与引领科学前沿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新生态，同时实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双重目标，鼓励和支持广大教师静心、潜心、恒心做科研，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持续的知识供给与人才支撑。在全球科技竞争向基础层纵深发展的今天，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支点，通过优化学科方向、重构科研范式、创新组织机制，高校正在构建面向未来的基础研究生态系统，这种战略性布局不仅关乎关键领域突破，更是塑造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权的根本保障，力求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永续创新动能。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科研院）